活动现场。

　　全国经济功能区首个地方法规何以在广州开发区诞生？它的出台让广州开发区尝到什么甜头？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到《广东省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广州开发区40年来如何坚持“依法治区，立法先行”？

　　4月29日，以“立法先行 依法治区——法治护航广州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广州开发区“潮起40年·亲历者说”第二期活动举行，李东云、张显隆、刘致煌、郑志柱、黄娇娥、钟梓坚、李学锋等广州开发区法治建设历程的亲历者，通过“线上+线下”访谈的形式，一起讲述广州开发区依法治区的发展历程，以开发区人的创新与实干，生动诠释“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区领导赵虎、陈鸿钦出席活动。

　　开发区“基本法”的诞生

　　1984年12月，广州开发区挂牌成立；仅仅半年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就以市政府的名义发布实施，让开发区有了“基本法”。作为经济功能区的广州开发区，从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立法工作——

　　“为什么一开始要‘立法先行，依法治区’？国家批准了我们那么一块宝贵的土地，怎么来治理？外商来我们这块地投资，他们会想怎么能够得到好处，怎么保障投资不受到损失，有没有法律保障？这个问题摆在面前，‘依法治区’概念便是这样来的。”曾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条例法规处副处长、处长，广州开发区法院副院长的张显隆说。

　　在张显隆看来，“依法治区”概念的超前性，恰好体现了开发区先行先试的巨大价值。“开发区就像国家开放改革的一个小苗子，国家靠这些小苗子，慢慢长成今天这棵参天大树。”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开全国经济功能区立法先河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区条例》的实施，让广州开发区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法治红利。

　　曾先后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秘书长、副主任的李东云回忆说，“当时有一个台湾企业的老板，他在全国跑了21个地方，到我们这来考察两天后，就决定在这里投资3000 万美金。他说，当时他跑了二十几个地方，都没有让他相信说话算数的地方，没有白纸黑字写的东西。但是广州开发区有条例，有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是有效力的。”

　　慕名而来的还有宝洁公司。曾任广州开发区条例法规处法规组组长的刘致煌从头到尾参与了宝洁项目的谈判，他说：“当时美国宝洁公司来中国考察，从大连、天津到上海，最后才到广州。来了没多久，他们考察了广州开发区的各种情况，特别是法律环节，当场就决定把这个投资放到了广州开发区。”

　　“广州开发区的营商环境连年排名全国第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有一套完善的法治化制度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了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给了投资者一个稳定的信心。”黄埔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娇娥说。

　　目前，广州开发区形成了“3+5+N”的法治化制度体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广东省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3部地方性法规，5部省市政府规章，以及包括承诺制信任审批改革、“工业快批10条”等在内的159件现行行政规范性文件。

　　敢闯敢试、先行先试

　　立法是严肃的程序化工作，无法一蹴而就。为了现实需要和实现“立法先行”，广州开发区成立之初，采取了两步走的策略，先由市政府制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再由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25年后，中新广州知识城立法同样采取了“两步走”的路径：先推动市政府2010年制定《明确知识城管委会管理权限的决定》，以政府规章的形式明确知识城管委会行使市一级权限。同时推动市人大制定知识城条例。2012年，《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顺利通过市人大审议，在新加坡引起很大反响。

　　2020年，国务院批复了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亟需通过省人大立法将总规法律化。为了提高立法效率，当时采取了省条例和市条例并行的做法。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司法厅、市人大法工委、市司法局、区司法局成立起草专班，联合作战，《广东省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提请审议、当年度表决通过。

　　“省条例的核心就是为知识城发展赋权赋能，除明确赋予知识城20多项涉及国家和省级事权事项，又对知识城享受省级权限进行了概括授权，这样企业就可以‘办事不出区’，提高办事效率。”黄娇娥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容错免责机制，支持先行先试，宽容失败。只要是符合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决策程序合法，没有谋取私利，就可以免责。免除后顾之忧，让大家放手干。”

　　知识产权保护护航企业“走出去”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2014年，国家知识产区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两大“国之重器”落户广州开发区、黄埔区。2016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开展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郑志柱回忆道，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刚成立时，驻广州的外国使领馆几乎都来参观，给外国投资商释放了不少正能量信息，提振了企业的发展信心，进一步促进了外资企业的落户。知识产权法院之所以设立在广州，正是考虑到广州所承办的知识产权案件在全省最多，而广州市的知识产权占有量比较集中在广州开发区。

　　2017年7月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成立，广州开发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有效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每年都有来自广州开发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例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的典型案例。

　　“广州开发区作为全国唯一经国务院批准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区域，2016年以来累计推出全国全省首创清单30余项。”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钟梓坚说，“《广东省中新广州知识城条例》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代理对外领域开放试点等多项改革创新成果纳入其中，通过立法保障了具有开发区特色的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开发区的知识质押融资事业愈来愈火热，融资金额由2016年的1.48亿元到去年破百亿大关，为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现场，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集团高级副总裁李学锋分享了政企良性互动破解海外专利流氓恶意起诉的案例。当时，京信通信遭遇海外专利流氓诉讼。如果按照专利诉讼渠道，花费时间很长，即使谈判解决，成本代价也会不小。幸好京信通信是参加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的首批2家企业之一，有了海外侵权责任险的保障，京信通信顺利达成和解，节约了约70%的诉讼成本。目前，区内购买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险的企业已经达到230家，保险池资金池超过4个亿，区内企业走出去、走得稳更加有保障。

　　活动最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和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签署了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工作合作备忘录。这一签署，意味着两家单位正式建立起知识产权纠纷（专利类）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联络制度，也将会持续深化中新广州知识城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

　　（范敏玲）